原文发布于映诺社区发展机构公众号。
写在前面的话：“世界无童工”“工作场所童工零容忍”“童工劳动的终结”，早已被明确地写进劳动世界的准则和规范中，也是负责任供应链的底线要求。品牌、供应商、工厂和社会组织，一直在各自环节中开展不懈努力。其中来自由品牌实施的验厂机制是有效的，否则我们不会发现“小齐”——近日，映诺接收到一个童工救助的紧急个案，事发于东莞某工厂。工厂表示是在不知情的状况中经由中介使用了童工，在发现后已经立刻叫停并跟进处理。
在逐步深入与品牌、工厂、受助者和家庭对话的过程中，我们了解到一个似乎并不罕见的故事：小齐，今年15岁。家中有五个兄弟姐妹，她是排行第二的姐姐；最小的弟弟还在上小学，两个妹妹是初中生；大哥是残障人士，几近半身瘫痪的情况，需要有人贴身照料；爸爸不能干重活，在老家照顾儿女。疫情后，家里经济就是靠妈妈一人南下东莞打工支撑。
小齐希望能够快点出来工作赚钱，减轻家庭的经济负担，所以外出打工，来到妈妈所在的工厂。妈妈事先并不知情，“TA（指小齐）那天到了突然发微信告诉我，说妈妈我可以和你一起工作啦！”“虽然有点吓到了，但是很开心。”这句话在妈妈的讲述中出现了三次。
寥寥数语似乎能将这个“童工个案”的背景还原，但这就够了吗？作为一个关注工作场所社会议题及探索落实解决方案的非营利机构，我们希望从这个个案出发，一同探讨下述几个“大问题”：
1. 从供应链儿童救助角度出发，在处理童工个案的时候，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和可以总结的经验？
2. 从负责任供应链角度出发，对于“禁止雇佣儿童”，我们能捕捉到目前供应链的机制和管理中，存在什么漏洞和亟待改进的地方？
3. 在国力强盛的当今，“童工”还算不算是一个问题？
*本文共计4524字，预计阅读需时10分钟，不好读
▲摄于4月广州著名招工聚集地大塘村疫情稍缓，外来务工者返穗寻工
保障生存权和发展权是救助设计的出发点同时避免“一刀切”
国际上通用的救助框架，建基于保障未成年人的生存权和发展权。成为童工的一大不良影响，就是“因为工作而丧失了受教育获得发展的可能及权利”，因此利益相关方都希望能够让成为童工的未成年人，重回教育轨道。
在接触到小齐和齐妈妈之前，我们接收到不少“期待”：“品牌也说让TA接受教育上学是最好的。但可能之前不是太喜欢读书学习，TA不是很愿意。”“TA爸爸妈妈也说这个好，让TA去。TA就是不肯。”“你们是专业的，劝劝她。”
不否认这些“期待”是出于好的动机，然而以小齐的意愿为先，是整体行动的立足点。如何避免让小齐觉得我们也是来“教育”TA，确保深入沟通以了解到TA背后真实想法及现实需求，有针对性地设计和落地救助方案？
说起来并不难，第一步是“不先入为主，充分倾听。
” 小齐是自己和表姐坐大巴来到工厂附近，找到中介，说想去妈妈在的工厂工作。中介让TA拿着与其相貌相近的身份证进入工厂。而后在品牌验厂时被发现，彼时工作九天。
“我们都劝小齐劝了很久，让TA回去上学。TA不肯，之前说给她报一个电脑文员的培训班，也是不愿意去，讲了很久。”在接到个案的第二天，我们便动身去到工厂，工厂负责方现场如是表示。
考虑到访谈所需的安全感和信任感，沟通地点选于小齐和齐妈妈在东莞的“家门口”。“家”位于工厂附近，是一间瓦房，照明依赖于房顶上的几片玻璃——原本是瓦片。方方正正，约10平米空间，加上没有门的厕所，由一道上锁的薄薄铁门，守护着两母女，月租是180元/月。“之前有看过200块一个月的，有点贵。这个好，老乡又在隔壁，就选了这里。”
小齐和齐妈妈与我们坐在家门口，一块聊。不时的沉默与啜泣，也带出了不少信息。
“我是考完试才从老家出来的。我们那边很多（人）没有考完试就出来了。”
“怎么可能去上完培训，16岁就能找到电脑文员的工作？不可能的。就是去工厂。”
“老家基本上都是女孩子从初中就出来打工了，男孩子会在那边继续读书上技校，学汽车修理专业之类的。”
要赚钱养家和妈妈在一起的强烈渴望，对于“教育培训有用”说法的质疑，加上对自己给工厂、家里“造成麻烦”的内疚感，种种原因驱使TA不想接受“继续读书”的安排。
了解到这些复杂因素，也是必要的第二步：避免单一归因。
“不要逼她。她说再逼她就跳下去，有一次她上了楼顶，吓坏我了。”妈妈后来补充道。我们更是警觉，如此关键信息在前面与品牌、工厂的沟通尚未出现过，这将决定着行动具体方面的增加——需有专业心理干预的及时介入。
根据现场情况收集情况及突发变化，及时作出行动方案的相应调整，是第三点可以参考的经验。
▲摄于4月广州著名招工聚集地大塘村招工一栏贴满转让工厂、出售机器启事
“黑中介”固然有责任招工审核防线失灵及申诉机制缺位是不可忽视的原因
用工短缺一直是劳动密集型工厂的痛点，用工成本的控制则是其实现精益生产的重要因素，这适用于目前绝大多数的劳动密集型工厂。新冠疫情不仅仅暴露“招工难，用工难”这一长期存在的系统性问题，也是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回应这个挑战的现实难度，比如省际流动务工的程度降低，比如人力资源部门的规模缩减。
然而工厂必须直面因人员流失频繁、订单量的浮动所造成的阶段性用工紧张，在自有招聘渠道不足以解决问题的情况下，使用劳务派遣/中介服务，成为其经常选用的替代方案之一。
“你是怎么被发现的？”感受到小齐情绪趋于平缓，我们故此询问。 TA有点儿不好意思地笑道：“就是在车间检查东西上面的标签有没有贴歪的时候，有个小姐姐走过来。向我要身份证，问我身份证上的人的爸爸叫什么名字。”“我当时就编不下去了，被发现。”TA所说的小姐姐，就是来自品牌订单方的审核员。
小齐一被发现，工厂立即安排TA撤离工作岗位，此乃合规合理的举措；此后工厂也严正表示：已经停止与这家相熟的中介合作。“我们之前都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不可否认，中介给了人我们，我们自己招聘也的确没留意核查，流程的确是不足，我们有责任是一定的。事情发生之后，我们也去了当地的派出所问问可以怎么办，进行身份证验证.......”
可预见的是，工厂内部的招聘-审核系统存在漏洞、预防机制不完善，所造成的后果不仅仅是会产生“童工”，更是会对童工本身的身心健康造成不良影响。工厂信誉度和合规性、品牌供应链形象，也因此受到破坏性的冲击。在消费者运动历史上不乏例子，在上世纪80年代的印度，手工编织地毯的奴役制童工数量与地毯出口数量一同攀升，在地非营利组织及其他主要进口国的伙伴，在国内外发起旨在影响进口商家和采购商的联合运动，倒逼其进行改善。救助以外，要完全修复上述的“待修复之处”，又谈何容易？
这不是我们接触到的第一起童工个案，是在过去14年近30宗已解决的童工个案之一。早在前几年，有来自某合作品牌及工厂内的工友反映：厂里有工友帮助未成年人借用他人身份证成为正式员工，经过内部反映问题后仍然得不到回应。TA担心会有越来越多的孩子进入工厂，心疼TA们经常加班。而后我们向工厂再三核实，明确这个孩子和介绍进厂的工人为母子关系，且已是“成年”。工厂因此开展全面排查，结果在另一个车间发现一名未成年人。
就此个案而言，我们不可能将事情只归咎于供应链多重利益相关方当中的一方就完事，也无意于集中指责某间工厂招聘审核不力的做法。十四年来，穿梭于上千家的劳动密集型工厂，与工厂、工友共历不少浮沉，我们深刻理解作为用人单位的种种难处、挑战及努力改善的决心。
然而，相较于在事后需付出高昂隐性和显性成本的紧急救助，我们更加提倡事前的预防性机制建立。
▲还是摄于4月广州著名招工聚集地大塘村
加强招工审核防线和建立申诉机制当下一刻就能尝试做
这意味着供应链上的每一方都必须做出自身的努力，通过整体透明度提升，倒逼和推动供应链的状况获得有效改善、有力监督。从避免同类事件重复发生的目的出发，我们可以从现在开始行动。
- 品牌： 注重供应链合规要求，关注合作工厂能力提升合规的行为准则可以不只是一张契约或一纸审核清单, 更可成为品牌助力工厂责任意识建立的起点和基础。
从负责任供应链的可持续方向来看，责任意识建立及巩固，倒逼工厂提升自身管理系统质量，品牌可向工厂提供解决问题能力建设的必要支持。
就如此次个案，品牌在工厂发现童工后的问题处理，能起到导向作用。较为多见的工厂应对方式是立马送走童工，或者沟通提供离职经济补偿。此时品牌能在补救规范中，完善行动指引及协调落实，提供必要的资源链接与转介，接洽专业机构服务，敦促工厂安排体检以保障身心健康；敦促工厂对童工的生活和学习提供基础支持，直至其成年。凡此种种，对于工厂妥善处理童工救助，是必要、重要、有效的支持。
- 工厂： 改善内部管理系统，在细节处培养出员工对于规范用工的共识
劳动密集型工厂离不开人的支持，做好人员招聘是第一道有效防线。上至决策层，中至管理层，下至基层工人及员工，从招聘到录用，从直接招募或中介办理，都需要就符合法律和规范的用工要求达成共识，如不能用童工、不能职业歧视等。也有工厂开始尝试使用类似酒店的身份审核系统去加强预防。但如果工厂内部没有强化禁止使用童工的意识，意味着招聘防线很可能失灵——可预见的结果就是，因为内部招聘没有审核身份流程、员工推荐未满16周岁的小孩进厂、劳务派遣可令到未成年人进厂。
- 独立第三方组织：协助非司法申诉机制的建立和生效，推动员工和工厂成为推动向好发展的行动主体
除了看到品牌和工厂自上而下的改善努力，我们都倡导推动品牌引入、工厂建立、基层工人使用的常效非司法申诉机制。工友往往是内部管理的晴雨表——问题的发现，通常最早来源于基层工人。至少在映诺将近两万个案的数据库内，有95%皆是如此。
由品牌推动非司法申诉机制进入工厂，独立第三方组织协助其正在内部管理中嵌入并落地，令到工友拥有反映内部问题的安全保密渠道。工厂在接受到反馈后正视问题并迅速回应，长期以来与工人建立起信任基底，营造积极鼓励工人参与工厂内部改善的气候，激发更多管理举措可能性。
就警戒作用之强而言，司法申诉的力量不言自明。但与之相随的时间、精力、金钱的投入——并非人人都有资源可以选择和承受。非司法申诉机制与其并行，对内可防微杜渐，推动问题及时解决，对外可大大减轻司法机制的负担。
▲终于不是摄于4月广州著名招工聚集地大塘村
写在后面的话：这十几天以来，小齐抽空去了工厂安排的体检，报告显示出身体状况健康。经过一系列的沟通协调，小齐和妈妈也收到了来自工厂支付的生活补贴，金额是当地最低工资标准×距离小齐16岁中间的月数。算是能解一点点家中的燃眉之急。
我们也正在与小齐保持较为令TA舒服的沟通节奏，对接线上灵活的一对一职业软技能培训课程和企业导师，链接儿童专业心理支持方面的资源，适时安排对话。
我们依然天真地希望能够通过多方合作，使得这成为最后一个接收到的来自供应链的童工救助个案。最后一个，指的不是“更加隐秘而不被发现”，也不是“能发现但装看不见”，而是“每一个孩子都不再因为各种各样的缘故，不得不过早参加工作”的事情发生。
而从小齐家庭折射出来的城乡教育资源分配、残障人士就业、乡村女童职业发展等等方面，又是一些有待展开和系统行动的交叉议题了。
*文中人名均为化名专案跟进组 | Ice Yan Letitia
握手工人热线、和·家项目、顽苗计划对此亦有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