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首发于映诺社区发展机构
作者：Esther Chen
长宁环卫罢工事件过去已经半个多月，从环卫工人接受克扣工资的一刻开始，事件仿佛已尘埃落定。但比起任其消失在大众视野中，映诺作为从成立之始便致力于倡导劳资对话的第三方机构，更希望横向比较2014年同因异果的广州大学城环卫罢工事件，复盘上海环卫劳资纠纷，引发关于劳资沟通的更多思考。
上海市长宁区安静的街道上，堆砌着小山般的垃圾。路人经过垃圾堆无不屏着呼吸，掩面跨过。
3月31日下午两点，平日负责片区街道的两千多名环卫工人，静默聚集在长宁区绿化和市容管理局门口，等待相关负责人的回应。
3月26日到31日，6天，144小时，最终他们等到的是来自高洁、西联、东联3家环卫公司从原来“克扣每月560元”改为“扣260元”的最终提案。迫于生存考虑和雇主的施压，两千多名工人无奈勉强妥协。
最高的赞美
最坏的劳资处境
这次两千多人的罢工，源于公司在2018年3月初发布的《调整清道作业时间的通知》，将原定早晚班工作时间各缩短半小时，并以此为由，停止发放每月560元的早晚班津贴和伙食补贴。原来环卫工人每月4060元的收入，变成仅约3200元。
在两千多名环卫工人中，大部分从河南、安徽、江苏各地。面对调减的工资，这些背井离乡，每月靠工资勉强养家活儿的工人无法生存。
担负着日益加倍的清洁任务，却拿着逐渐缩水的工资，这2000多名环卫工人，在这场与资方信息和权利不对等的周旋和角逐中，他们一边面临着高昂的城市生存成本，一边面临着企业拒绝沟通和施压。这场双方筹码和地位完全不对等的劳资博弈，在144小时的僵持中，没有工会、街道或任何中立第三方的介入和调解，最终结局意料之中，不道自明。
自2002年国家建设部下发市政公用行业市场化文件以来，全国各地的环卫行业纷纷以劳动派遣、外包的形式实现市场化运作。这一举措引发了一系列连带现象和问题。环卫行业的市场化改革，以“价低者得”的方式，引入大批保洁外包公司，但政府的财政投入却不足以覆盖用工成本，变相使得外包公司通过“吃人头费”来减少人工、延长环卫工工作时间、增加人均清扫面积、缩减或取消环卫福利，甚至不买、少买或异地购买“五险一金”，以此达到降低成本牟利目的。[1]
纵观中国各地，地方政府对于环卫行业的市场化改革和外包现象，有着不同举措。
2008年《广州日报》报道，越秀区拟以劳务派遣方式和环卫工重签合同，引起工人 不满。
2011年，上海市长宁区绿化和市容管理局下属一家事业单位公布道“为更好地管理聘用人员，在区局人事科的指导下，我所与新展人力资源公司签订了劳务派遣合同，建立了劳务派遣合作关系。”
2013年广州市城管委规定，环卫行业不得使用劳务派遣形式。但在2017年底，广州市南沙区大岗镇却仍在为环卫工劳务派遣项目招标。
这些在大众媒体上备受赞誉的马路天使，大概面对着最复杂的劳资关系难题。环卫行业的乱象催生了自2012年起，各地多个环卫工停工事件——长宁区罢工事件根源在此。
如同大多数环卫工人一样，长宁区的两千多位“马路天使”，命运多舛：
据环卫工人共同反映，今年二月份，3家环卫公司就组织工人集体签订了劳务派遣合同，将正式聘请的工人变为劳动派遣工，并将其转移到了一家叫新展的劳务派遣公司。不少工人签完合同后，没有拿到合同副本，并不知道自己悄悄“被派遣”。然而，《劳动合同法》明确规定：只有“临时性、辅助性或者替代性”的工作岗位才可以实施劳务派遣。环卫工人作为环卫行业的核心工种，并不适用劳务派遣。[2]
正是派遣公司变相降低工人薪酬、取消环卫福利，成为此次两千多名环卫工罢工事件的导火索。
最无奈的行业乱象中
最有效的协商机制
放手抗争的环卫工人不止在长宁——同样是劳资对话被单方面隔绝、无奈选择静坐，发生在2014年广州大学城、规模220多人罢工事件的解决过程更值得各界参考。映诺社区发展机构曾亲身见证了这场历时14天的劳资纠纷事件，并为静坐的环卫工人提供物资和热线（法律咨询和心理疏导）支持，对于罢工事件缘委有深刻的认识。
该次罢工的根源在于——作为原雇主的外包公司投标失败，新旧雇主公司交换，工人的工龄无法延续，却得不到相应的经济补偿和保障。
在大学城广电物业的环卫工超过80%是本地村民。在土地被征用后，他们由政府安置到“公益性岗位”从事环卫工作。广电物业没有赢得该年的大学城环卫作业合同竞标，工人便面临着巨大的生计不确定性。[3]
8月8日-8月20日：工友集体向公司、街道政府、劳动局、区工会等提交《诉求书》，未得到回复。
8月21日：工友在大学城新天地广场进行聚集。公司提出三不变：劳动关系、薪酬、工作性质不变。中大学生祥子和社会组织番禺“打工族”开始介入，为工友提供支持。
8月26日-9月1日：工友进行停工静坐。期间，政府与公司并未给予明确回应。
事情到了这里，仿佛与本次长宁罢工如出一辙。转机发生在政府有关部门作为调解方的介入。
9月2日-9月9日：在政府积极协调下，外包公司被拉到谈判桌，和工友进行了5次劳资集体谈判。最终双方达成协议，公司依法支付经济补偿金、补缴社保公积金、支付停工期间工资。9月9号，工友与广电物业签署集体协商协议。
在社会组织、区总工会、街道办、劳动监察支队、市劳动保障中心等第三方的介入下，环卫公司和工人代表开展了五场集体谈判，双方最终在博弈中以理性、谅解和务实精神达成了协议。
在过往映诺社区发展机构处理的17000多个劳资个案里，不乏大型纠纷事件。而在此次事件中，有4点打破了劳资纠纷的惯常模式。
其一是政府介入劳资协商，尝试建立对话机制，将外包公司双方拉到谈判桌和工人代表开展协商。
其二，女性工人作为罢工主导者。在映诺协商的数十起劳动密集型企业停工中，组织者或主导者永远是男工。而这次事件的18位劳方代表中16位是女工，工人领袖也是女工。她们不是跟随者或服从者，而是组织者和领袖。
其三，虽然资方主张的庭外和解遭到了所有工人代表的反对，但劳方代表始终和工会领导、公司领导保持“相对”友好和谐的非暴力协商态度，冷静理性地持续进行协商。
其四，大学生的深度参加——从整理诉求、编写和提交《诉求书》到社交媒体的传播，都是数十名大学生和环卫工人谨慎商量、紧密协作的心血结晶。
从2014年到2018年，从广州大学城到上海长宁区，4年以来环卫行业的外包乱象没有改善。两场罢工事件一正一反例证了——劳资纠纷最有效的解决因素是协商机制。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劳资沟通非一时之需
大学城环卫工人罢工组织者王阿姨说“能协商解决的话，我们也不想把事情闹大”。
这也是大部分工人的心声。
罢工僵持对于大部分工人来说饥疲交加且失去了唯一的收入来源；对于企业则既疲惫不堪，又有实质的经济损失。在映诺11年专注工作场所申诉机制的经验中，96%的工人在发现问题时，会首先诉之于企业内部的沟通渠道寻求解决。只有在企业内部沟通失效时，工人才会转而向外部渠道（第三方沟通机制、政府等）寻求帮助，甚至以终极手段应对如罢工或辞职。在中国现有的制度和文化基础上，诸如罢工这样的非常时刻，专业的中立调解能够帮助劳资双方寻求共享价值，突破沟通障碍，达成共识，最大程度地减少两败俱伤局面的发生。
自2014年起，中国各地环卫工人罢工连连发生，归根到底原因在于：企业内部缺乏有效沟通机制，环卫工人无法和企业管理层开展有效沟通，只能将问题诉之于外，向社会、政府相关部门反映以求解决；结合映诺11年和工人沟通的经验所知，密集型劳动行业工人的法律意识不断提高，相较于11年前工人对于自身权益的关注可谓有着质的飞跃。
劳资沟通的重要性不仅体现在非常时刻化解冲突，而且体现在日常时期解决问题。有效的沟通机制能够促进管理透明化，帮助及时解决劳资问题，减少重大劳资纠纷的发生。协商机制则帮助劳资双方看清彼此利益，促使共识的达成。从映诺11年积累的17000个劳资个案数据分析所得，在企业内部存在有效沟通机制的情况下，能避免99%极端情况如罢工的发生。
因此，企业方在提高对于工作场所沟通机制重视、主动建立或引入沟通机制的同时，工会也应积极和社会组织建立合作——为企业管理层、职工开展工作场所沟通的相关培训，或协助企业建立沟通机制，促进劳资和谐。
结语
4年之后的今天，我们依然对沟通机制保有坚持，在800间工厂安装的沟通机制每天与工友产生过千次有效对话。长宁的环卫工人罢工，劳资双方对话机制的缺失，又给了我们当头一棒——对于利益相关方而言，对话机制依然不是工作场所或日常或紧急的议题讨论和冲突解决的开端和首选。
看着机构的劳资热线数据库，我们不禁再次提问，停工真的是维权的最好方式吗？毕竟以和为贵的中国人向来都厌恶冲突，除非不可避免。基于中国在经验、制度和文化上，专业的中立调解可以帮助劳资双方，突破沟通障碍，更快找到共享价值。但前提是，中立专业的第三方必须出现。
4年之后的4年，倘若再出现一次环卫工人的劳资矛盾，我们能见到有效的沟通和申诉机制在其中发挥作用吗？这可能是又一个给所有致力改善工作场所的机构的共同命题。
[1]引自祥子《解决市政公用事业一线工作者生计问题的广州经验》，2018年4月2日澎湃新闻。
[2]引自蒋亦凡，陈莉雅，《“我到底属于哪个公司？为什么我少了560块钱？”》，2018年4月4日好奇心日报。
[3]引自中国劳动关系学院王侃教授《广州大学城环卫工人罢工会有什么效果？》，2014年9月。